文明的命运，甚至是我们人类的命运，可能早已超出我们的掌控范围。我们还能拯救即将要从我们手中流逝的一切吗？我们还有时间改变局势吗？
无论用什么方式，我们都没有足够的时间重获行动力。我们继续透支未来——或者，用更严厉的话来说，攫取祖孙后代的资源——生命的绳索因此被拉长，濒临崩溃。
何以自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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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久之前，当人们谈论起日渐迫近的绝境时，总被揶揄为末日主义。然而，如今看来，这与 事实 相差无几。人们忧虑的不仅是不证自明的全球不公现象，还有人工智能对我们生活的侵蚀。地球的超载状况日益恶化，我们几乎清楚随之而来的后果。而今，地球的再生能力几乎被我们透支：气候，生物多样性，以及我们的 自然资源。
2025年地球生态超载日
显然，我们的时代颠倒混乱。在浑然不知地走入灾难之前，我们亟需寻获平衡。而为了寻获平衡，我们需要充足的 分寸感。“分寸”与“过度”对立，与”滥用“相斥。事实上，一个人若长期提升自己，就会获得合宜的分寸感。这是人格的一个关键，也是一个优势。
对个体而言，在不同价值系统的影响下，分寸感 有多种表现形式。然而，如果说有一种总体的、全面的、几乎是永恒的方式，能够寻获人类都能理解的分寸，那就是建筑——一门让我们在时间与空间中有分寸地归置生活的艺术。
因此，与其将变革寄托于领导层更替这一显而易见的路径，不如来探讨建筑与设计的潜力。鉴于其悠久的历史实践，或许它能带来的影响远超你的想象。
为什么 建筑 在过去几个世纪里得以作为 分寸 和 平衡 的化身，被视为世界秩序本身的象征？这一定是因为只有建筑才能够考虑到生活中的这么多因素，才能够平衡这么多人与自然的维度，才能够通过一个复合行为去创造和调解生活中的方方面面。它是最包罗万象的媒介，协调、组合、合成 几乎所有一切——而最重要的或许是，它能将意图化为现实。
据此定义，很明显地，建筑不只是一个提供服务的行业，还是 人类了解自身的方式。正因此，它存活上千年。也正因此，建筑的最佳表现是让多才多艺和无限好奇的人对它坚持不懈，希望能更多地理解它。只要有人类及其挑战，就会有建筑。所以，建筑显然过于重要，不应只是对建筑师而言。它是我们的计量表，同时是我们的计时器——我们用建筑来衡量我们的生活。从蹒跚学步的孩子在沙滩上建造一座沙堡，到垂死之人看到一缕漏进窗户的阳光……我们与建筑共生，同时也通过建筑体验生活。好的设计让你热爱生活，而 我们都应该成为设计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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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作为人类最深刻的创造性实践，建筑如何帮助我们重新发现尺度感，并对抗过度与滥用？
显然，答案并不在于接受那些自诩为建筑领域掌控者的人所定义的“建筑”。作为尺度之艺的建筑，早已被当代建筑实践所遗忘。尽管一些个别努力试图逆转这一趋势，但整体上，建筑业依然在不断加剧生态与道德上的过度消耗。建筑学的理论话语也未能幸免，依然被一种脱离常识的思维所主导。当前的建筑实践更偏好于疯狂地追求新项目、新声誉与新事件的生产，建筑师们不知疲倦地穿越全球，只为寻求新的卓越表现机会。直到最近，一场全球性的大流行病才暂时性地强加了一种量的限制。
然而，一个更根本的问题随之浮现：
究竟怎样的转变，才能让“质的限制”成为一种本质上的美德？让建筑真正成为在尺度中寻求平衡的艺术？
为什么建筑失去了展现、利用人类能动性并传递人类意志的文化特权？
看看它如何跟人的自我纠缠而失去地位。
- Egotecture, 1997
Egotecture: 1997年，在鹿特丹的博伊曼斯·范伯宁恩美术馆（Museum Boijmans van Beuningen），我应馆长克里斯·德尔孔（Chris Dercon）的邀请，举办了名为“Egotecture”的展览。这次展览的灵感来源于我的博士论文《自我的兴衰》（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Self），这篇论文于1990年为我在阿姆斯特丹大学（University of Amsterdam）获得了文化与建筑史的双学位。展览本质上是一次关于空间概念与人类自我意识的500年历史之旅。从文艺复兴开始，展览呈现了人类在半个千年中对“个体空间”概念的探索、掌控、反思与想象，并最终迷失于自身的创造中。这个过程同时伴随着“自画像”的历史：人类通过绘画、雕刻与建筑等媒介，不断追求“自我”的呈现，从好奇心的萌生，到掌控的巅峰，再到疏离与遗忘。通过将空间与自我意识的演变交织在一起，展览探讨了建筑如何成为人类自我表达与反思的重要媒介，以及在这一过程中，建筑的文化特权如何逐渐丧失。尽管展览的影像资料如今已难以完整保存，但部分展品与引言依然可以在项目页面中找到。
这次展览不仅是对历史的梳理与反思，也是对当代建筑在文化中的位置提出的质问：当建筑无法再成为自我呈现与人类意图的终极载体时，它还能扮演什么样的角色？
为什么 建筑变成“明星行业”，不再与文明建设相关？
看看 它如何跌入空谈的深渊。
- The Invisible in Architecture, 1994
《看不见的建筑》（The Invisible in Architecture）是我与建筑学同学罗默·范·图恩（Roemer van Toorn）共同发起的项目，最初于1987至1988年间在代尔夫特理工大学（TU Delft）以一系列讲座的形式展开，并最终在1994年于伦敦出版成书。
这一项目的动机源自于我们对建筑界日益盛行的偶像化与明星文化的深刻不满——当图像的浮华凌驾于建筑的内涵时，真正的建筑使命被逐渐掩盖。书名《建筑中的隐性之维》本身便是一种呼唤，提醒人们重视建筑的真正意义：它应当成为激发灵感的媒介，承载人类能动性，为我们的生活世界提供真正的关怀与塑造。
这本书通过对当时最著名的当代建筑师的作品进行批判性审视，探讨了它们的文化深度与对社会的现实意义。令人感叹的是，书中提到的那些建筑师，在25年后的今天，依然是建筑界的名人。
《看不见的建筑》不仅是对建筑本质的探索，更是对建筑文化的抗议与反思。它质问道：当建筑被符号化与商品化所侵蚀时，它的核心使命如何得以保留？如何超越表象，回归对生活世界的真正关怀？
为什么 建筑向数字化屈服，把“真相领导者”的角色让位于一种“信息”？
看看 它如何变得比软件还要无力。
- RealSpace in QuickTimes, 1996
《快速时代中的真实空间》（RealSpace in QuickTimes）及其后续系列文章《真实空间中的快速时代》（QuickTime in RealSpace），是一个全面探讨建筑在普遍数字化浪潮中被压制与重生可能性的项目。
1996年，我为米兰三年展（Triennale di Milano）策展荷兰馆，展示了如何将建筑工艺与数字设计、生产技术，以及声音景观与视觉计算动画等数字艺术形式相融合的潜力。这次展览强调了数字技术对仍然完全依赖于模拟思维模式的建筑艺术所带来的深远影响。同期出版的书中包含了一篇详细的论文，探讨了这种数字化转型对建筑的各个层面的影响。随后，我为2001年欧洲文化之都（Cultural Capital of Europe 2001）构思了另一个展馆，进一步探讨了当建筑完全基于信息与时间时，将带来的全新空间体验。
这一系列项目的最终结论是：
建筑无法真正吸收数字化的影响，而它自身的倾向反而是被“网络空间”所吞噬。 在这种趋势下，建筑的地位被局限为**建筑工业或“建成环境”**的范畴，而它作为艺术与文化表达的力量正逐渐被削弱。
这一探索提出了一个深刻的问题：
当建筑的实体性与数字性不可调和时，它还能否作为人类体验与创造的终极媒介？又或者，只有在接受被“虚拟世界”吸纳的命运后，建筑才能找到新的可能性？
显然，建筑本可以传递平衡、规训生存，只是它如今已渐渐偏离这个潜能。它缺乏实质性的论述，更别提能够矫正不公的设计。此外，它也无法提供策略，无法让我们躲过无处不在又无孔不入的技术革命。最关键的是，就其当下的形式，建筑亦无法帮助我们将气候变暖限制在 1.5℃ 范围内——更别提 2℃ 的绝对红线。
拾起这个岌岌可危的星球
